【编者按】
陆诒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。1949年以前，他曾任上海《新闻报》、《大公报》记者，汉口、重庆《新华日报》记者、编委，香港《光明报》主编等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陆诒多次奔赴前线、后方进行报道，足迹遍及中国各个主要战场，访问过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、蔡廷锴、吉星文、冯玉祥等，是抗战时期出色的战地记者。
一个偶然机会，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记者结识了陆诒之子陆良年先生。陆先生退休后，一直在搜集、整理父亲撰写的新闻作品及其去世后遗留下的手稿。记者有幸在陆先生家中翻阅了陆诒先生的手稿，没想到，陆诒先生进入战地记者行业的首次采访就是奔赴“一•二八”炮火中的上海北站。1972年，被打为“右派”的陆诒因病在家休养，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回忆文字。《“一•二八”淞沪抗战中的北站》（原文题目）就是头一篇。
经陆良年先生授权，私家历史发表陆诒先生这一篇未刊稿。
年轻时的陆诒
我原是上海市马浪路（今为马当路）私立通惠小学教员，仅仅是由于1930年至1931年时，我曾利用晚上业余时间，在马浪路口的民治新闻学院（私立）念过一年书。1931年“九•一八”事变后，由院长顾执中老师介绍我进入《新闻报》工作。当时顾任该报编辑部采访科副主任，还编辑该报每周出版的画刊。我进报馆初期的工作，就是协助他做一点编画刊的事务工作。
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淞沪抗战，使我获得偶然的机会，走出报馆大门去采访当年军民浴血奋战的新闻。战事持续月余，至同年3月1日因敌军从浏河登陆威胁我军后方，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乃不得已作全师而退。我随军撤退至沪宁线上的正仪镇（十九路军总部所在地），直至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，淞沪抗日战役告一段落，我才回报馆，从此成为该报的外勤记者，开始我一生四十多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了。
《新闻报》1932年1月29日第一版
“一•二八”的晚上，我住在报馆三楼宿舍，半夜里从梦中惊醒，听到隔邻采访科里电话铃声不断，人声嘈杂，走到那边一打听，原来驻闸北的中国军队同东洋兵打起来了！全编辑部为此紧张、忙乱，大部分人都兴高采烈，“九•一八”以来忍辱偷生，今天居然也有中国军队敢于起来抵抗侵略了，为此扬眉吐气，一泄胸中之愤！也有少数人（主要是上层人物）表现心惊胆怕，认为一打起来，不能再过太平日子了。许多人跑到五层楼屋顶去倾听闸北传来的一片枪炮声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推测打在什么地方，兴奋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成为怪事的，倒是在采访科里。这时当务之急，莫如派记者到闸北和虹口区采访抗战的真实消息了！可是当时采访科正副主任吴之屏和顾执中要调派记者竟遇到困难，因为这批记者老爷们平时都有分工专职，跑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的；也有专职跑南市、闸北和英租界、法租界社会新闻的，各干各的，鸿沟判然。战争打起来了，除了专职跑闸北的沈吉苍责无旁贷仍愿去闸北之外，其他记者都怕离开租界去采访战讯。平时跑所谓政治新闻的范敬五竟扬言，要他离开租界去采访，除非报馆当局先为他保人寿保险。此说一出，附和者不少。中国记者宁肯托庇于租界，不愿到自己的国土上去采访中国军民的抗战，岂非怪事？！
一月二十九日上午，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愈加紧密，敌机又密布上空，进行狂轰滥炸，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首先被炸燃烧，烈焰腾空，灰烬和纸屑都在北风中吹到我们的上空，民族抗战的义愤在我胸中燃烧。我自告奋勇去找顾老师，表示愿去闸北采访，不用为我保人寿险。顾和沈吉苍一路去闸北八字桥，我就随同原来跑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（司令为戴戟）的李祖唐出发赴北站。
我们乘出租汽车绕道出发，出租界由兆丰公园（今为中山公园）往西，经过中山路桥到闸北区。这里同租界相比已是另一个世界了！头上有敌机盘旋，四周枪声时断时续。十九路军78师156旅第六团（团长张君嵩）所部的士兵，守卫在街垒旁边，英姿威武庄严，附近居民们在帮助军队加固防御工事，军民合作，以实际行动抗击日本侵略者。
北火车站已成焦土一片
我们把汽车停在中兴路旁隐蔽，再步行至北站前方。车站已被敌机炸毁，有几处余烬未熄，几列车厢也歪倒在路旁。在北站东侧的一间小屋中，见到了扼守北站的宪兵第六团第一营营长李上珍。
引我们去见李营长的是一位曾在霞飞路诺尔医院当护士的中年人，我曾在医院见过他，彼此皆面熟。问他几时到军队里的，他说：“昨晚上一听见枪声，我就到北站来自动投效，做我应该做的工作。”问他姓名，他笑笑，坚不吐实。在抗战枪声的号召之下，群众中奋勇参战的无名英雄是很多的。
李上珍营长带我们到观察哨所去看老靶子路口的敌军阵地，并对我们畅谈昨晚上作战的经过。他说：“宪兵六团奉命来沪，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，第一营于28日下午从南京搭车到达北站。我先去见十九路军张君嵩团长，他就伴我到闸北各路口视察防务，目睹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老靶子路和北四川路一带加紧布防，步步进逼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当时双方商定于29日交防，想不到28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，敌人就兵分两路进攻闸北，他们既然先打第一枪，我们就不能不回敬第二枪，水来土挡，枪来刀去，这是理所当然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！战争一打响，身为军人的，只知保卫国家，守土有责，我是归张君嵩团长指挥的，扼守北站到宝山路一带阵地，我全营官兵就要服从命令，坚决战斗，守好这个阵地，以尽我们的天职。”
宪兵营长李上珍
事情很明显，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原想叫宪兵第六团来接防闸北，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的，想不到东洋兵趾高气扬，急不可待，就在28日晚上就打上门来了，而这一打又不能在四小时之内结束（按：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，曾在日本报上夸口发表谈话：“一旦发生战事，四小时即可了事。”）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，终于使上海人民以至全中国人民看透了：究竟谁要抗战，谁要屈膝投降？！也深刻懂得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，只要打！
当时，我还是一个刚刚踏进社会的青年，政治上一无所知，只觉得在短促的淞沪抗战中，使我获得了许多血泪教训。后来，经过热河战役，百灵庙战役，以及从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，才使我逐步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真理，就是：
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。”
陆诒 1972年3月21日记
整理者注释：
此文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13本手稿本中的第一本手稿本中的第一篇文章。现特整理出来，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，“一•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八十三周年，供大家阅读。另外，我曾查阅过1932年1月28日开始这一时段的上海《新闻报》，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，未发现以我父亲署名的文章。那时候的消息报道只是用《新闻报》采访科的名义发表。
陆良年 2015年1月18日